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三年行动方案是指什么？
三年行动方案的大致考虑方向有三个：
一是通过三年行动方案的制定实施，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新要求新部署，特别是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对国资国企改革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是更好地推动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的落实到位。新时代的国企改革更加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了“1+N”的政策体系。这几年，有些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存在不平衡的现象，通过三年行动方案，将更好地推动相关政策落实落地，推动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三是更好地总结推广改革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这几年的国企改革鼓励基层创新，包括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探索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将通过制定实施三年行动方案，把提炼出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上升为改革的政策制度。
国家六百亿双百基金落地？
如果能长期持有，可以作价值投资。不能，放弃。
国企改革的四个坚持是什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作出战略布局，加强顶层设计，出台了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为新时代国企改革搭建了“四梁八柱”，掀开了国企改革的崭新篇章。以2020年为关键节点，国有企业改革已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一系列重大进展，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我们在推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问题导向，以改革促发展；坚持市场化引领，释放内部活力；坚持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为什么说武汉成为央企第二城？
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的：
一、武汉的地理位置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的称号，从目前的情况看，何止九省通衢，从武汉坐火车（高铁）可以直达每个省会城市。
武汉位于长江的中段，水运资源得天独厚，从武汉可以通江达海。如果从武汉坐飞机，除了新疆，东三省，西藏等外，到其他城市的直线距离相差无几。
卓越地理条件上的优势，使武汉成为了四通八达的枢纽，南北交汇，东西交融，注定了武汉成为全国最大的中转站。
历史上能够称之为“大”的城市只有两个，一个是“大上海”，一个是“大武汉”。
武汉气候四季分明，最近几年，已甩掉了“火炉”的帽子，夏天比北方城市还凉爽适宜。春天樱花盛开季节，迎来八方宾客。
江河湖泊纵横。武汉的东湖是全国最大的城中湖，可以用湖光山色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比起巴掌大的西湖，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站在东湖边上，望对岸有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一个字“爽”。
现在武汉段长江上建起了11座长江大桥，你可以在武汉就近一个地方跨过浩浩荡荡的长江，而不用绕弯路。
二、武汉的人才优势
武汉高等院校98所，普通高校和本科院校数仅次于北京居中国第二。其中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数量居全国第三， 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110多万人 ，居世界第一。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蜚声海内外。
武汉的科研也是非常厉害。是中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武汉有106所各类科研机构，20个国家级实验室，20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三。
这些都是武汉在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武汉将进步一加快人才转化的步伐，将雄厚的高等教育资源转化为人才优势，让这些在荆楚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人才真正扎根武汉，投身到武汉跨越式发展的浪潮中。
到武汉来投资，不用担心人才问题。
唯楚有才。
三、武汉的工业基础
武汉的工业基础雄厚，从张之洞办汉阳钢厂起，就是工业重镇。武钢，石化，武重等大型国企几十年前就纷纷落户武汉，为武汉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现在，武汉光谷，东湖高新已形成，是武汉未来腾飞的引擎。
从航空航天、汽车工业、化工产品，到食品饮料等各行各业的国有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涵盖广泛，门类齐全。
武汉生产的各类产品，只有你不知道的，没有你买不到的。如果到武汉投资办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会给你节约一大笔运输成本。
综上所述，武汉挟地理，人才，工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应该是广大投资企业的不二选择。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会迎来新的一轮腾飞。
会不辜负“大武汉”这个光荣的称号。
武汉是中部城市，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腰，只有“腰”挺起来了，国家才能挺起来。武汉应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是如何创造国企来赚钱的？
作为汉朝最有作为、也是最出名的皇帝，汉武帝刘彻给后世留下了赫赫武功，也留下了一个“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华夏底气。在这“武功”之中，最出名莫过于汉朝与匈奴之战，这个自春秋战国时就一直是中原心腹大患的游牧帝国，被汉武帝打得奄奄一息，最终在汉宣帝时期正式入朝臣服。
而汉武帝除了匈奴之外，同时也在四面八方开拓疆土，南越王赵佗的百越地区、张骞通西域，建立了一条丝绸之路，此外内政：疏通黄河、设立郡县、赏赐各国使者等等，处处都是要花钱的地方。这还不包括对宗室和手下的赏赐，身为一个豪气的皇帝，汉武帝对底下人的赏赐是毫不吝惜的，仅在元狩年间立了七岁的刘据为太子后，汉武帝还顺便把全国百姓、官员都赏了一遍，耗资巨大。
虽然在汉武帝末年，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匮乏的关口，可不可否认的是，在汉武帝执政的五十四年时间里，大汉确实是有钱，那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普遍说法这是汉文景之治留下的馈赠，汉武帝是花的祖先的钱来成就自己的好名声。
可要记住一点的是：秦始皇、隋炀帝的遗产可比汉武帝要多多了，结果也花了不过二十年就败光了，所以汉武帝的钱，一部分是吃了祖先的福荫，但也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汉武帝懂得“敛财”的道理，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创造国企”的办法。
汉武帝继位二十年后，由于对外战事的节节胜利，文景之治留下来的遗产早就花得差不多了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派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韩安国五将军率三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以商人聂壹（三国名将张辽的祖先）为间谍，引诱匈奴发动大军南下侵略，汉军设伏在马邑打伏击，结果汉军的埋伏被匈奴看穿，三十万大军失望而归。马邑之谋是汉朝自刘邦之后，第一次对匈奴全面出击的大事件，虽然汉匈双方没有爆发战争，可是遮羞布已经被扯掉，从此汉匈之间争斗不断。
在经过了数代准备下的汉朝，经济实力终究比匈奴要强得多，十年战事里，汉武帝不但收回了被匈奴夺取的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还威慑使得匈奴浑邪王等一批高层领导投降，很快地，汉朝的国库就开始见底了，汉武帝除了要应付匈奴战事外，在河西设置河西四郡，迁移百姓去河套地区驻守，修秦末长城等等，还得用金银财宝来赏赐匈奴诸王，文景之治留下的财富已经快用光了。
而且在内政上，汉武帝也面临着入不敷出的情况：
汉初建国，民生凋敝，百业待兴，刘邦又多次征讨异姓诸侯王和匈奴，更是把本来就穷的汉朝搞得更穷，吕后执政期间实行无为而治，重农抑商和轻徭薄赋，尽量地提高农民的耕作量和地位，抑制商人的发展；到了汉文帝时，国家的粮食收入是有了保障了，可货币流通率不高，国家光有粮食没有货物是不行的，所以汉文帝时开放各地“关卡”，允许商人进去山泽丛林和互相往来，如此一来，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由于继续沿用“无为而治”的方针，对商人没有采取过多的遏制手段，任由其自由发展，社会上很快就出现了寡头集团，商人垄断各类货品买卖，把控着国家的收入，开始了官商勾结，兼并穷苦农民土地等等；汉朝的土地政策是私有制，允许农民自由买卖自己的土地，而官僚、地主、商人则通过自己所有的政治、经济能力，以各种手段威逼利诱买下农民的土地，而在这些兼并土地没有被查出来之前，朝廷对商人的征收税也保持着较低的水平，至于官僚们多是汉初功臣之后，有功而享有免税的权力。
虽然农民和商人一样都是属于交税低的群体，可是农民只能守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顶破天也制造不了大财富，而商人却可以以各种货品囤积敛财，长此以往贫富差距越来越拉大，土地兼并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一来二去，本来承担着国家主要赋税收入的农民，因为天灾人祸而不得已饮鸩止渴，靠卖出土地先得以求生，对后续朝廷的征税自然无法供应得上，而商人们占有大量土地，可是所交的税基本和农民差不多，再加上官僚不用交税。到汉武帝时期，汉朝的贫富矛盾严重激化，税收效率又低下，社会矛盾尖锐，多次爆发了小股农民起义。
税没得收，百姓又流离失所，国家大部分财富都掌握在官僚、商人手里，照这样下去，别说对外征讨了，单是应付国内的农民起义都够头痛的了。
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对此情况就痛心疾首，也忧心忡忡，借秦朝土地制度为由，劝谏汉武帝取消土地私有制，以遏制土地兼并的情况发生：
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食货志》
至于那些文景之治留下来的遗产，包括汉武帝通过各种不当手法的敛财：提高农民赋税、卖官鬻爵、强征口赋等等，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应付日益繁重的国家支出。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为了保障国内稳定和外部安全，汉武帝不得不从商人集团下手，实行“盐铁官营”的国营企业虽然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的主张，以限制百姓名下土地的办法来控制土地兼并，但这种办法是见效慢、利益久的疗法，属于慢工出细活，可当时汉武帝所面临的却是种种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土地兼并只能先靠后，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财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汉武帝把目光放在了当时的国家商业命脉上——盐、铁。
在古代，盐、铁行业是属于暴利行业，基本上掌握了这两个行业的人，就等同于国家的财神爷了，在汉朝时铁器开始兴起，各行各业都需要铁器，特别是国家军队所用的兵器，更是商人贩铁的大户，而盐也是百姓家必备的日常用品，汉朝占了渔利的沿海地区，煮盐成本不高，完全就是低成本高收益的买卖。但由于汉朝对商业税收得不高，所以商人们在掌握了这两个经济命脉后，每年谋取的利益数额十分巨大。
当然在这些商人中，也有不少是国家官员和功臣之后，包括了汉朝宗室，这些商人集团靠着盐铁私营尝到了甜头，肯定不会那么容易就放手的，为了避免盐铁官营而引起商人集团的不满，汉武帝动用了中央官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大农令孔仅来主持盐铁官营的政策，而在他们背后的谋士，则是同样为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作为商人集团的一员，三人对盐铁利益的要害部位自然是轻车熟路，他们为汉武帝献上了四条政策，条条切中时弊，正中要害：
盐、铁营业全部由政府管理，收入充作赋税；当地官府招募盐户制盐，给予煮盐用具和各项费用，不允许商人插手；各地有贩卖私盐的活动严查严惩；各地设立铁官，专门负责管理铁器买卖。如此一来，商人集团牟利的手段就被收回给了政府，仅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当年就为汉武帝收回了巨额赋税，其出兵的军费和国家开支大多依靠盐铁收益，史称“以亿万计，皆盐铁之福”。不过商人集团利益受损，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的，朝廷上的反对声四起，纷纷要求汉武帝罢黜东郭咸阳等人，恢复祖宗制度，继承“无为而治”。
可是急需要钱的汉武帝已经不可能把盐铁命脉再交给商人集团了，而他本人也比较狠，将东郭咸阳和孔仅罢了官后，对一些依旧要求恢复祖制的不开眼人士，则动用了酷吏张汤，谁再要求“无为而治”就下狱拷打，也确实禁住了一批反对派，为汉武帝继续实行盐铁官营积累财富打通了道路。
在盐铁官营获得了财富后，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事也节节胜利，但匈奴威胁虽减，可要钱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所以汉武帝必须继续弄钱刚开始的盐铁官营，针对的不过是社会上有盐铁利益的商人，接下来汉武帝在元鼎四年实行的五铢钱货币，就更是把全国所有有钱人都针对了。因为自建国以来，汉朝的货币一直都不稳定，反反复复的，从刘邦时期的荚钱，到吕后时期的八株钱，再到文帝时期的四株、武帝时期的三株三分钱，前后历经十次变化。
在货币不稳的情况，民间开始私自铸钱，虽然各位皇帝都禁止过私钱，可根本就制不住，民间物品没有一个完整的货币制度来管理，物价有时飞涨有时又下跌，物价不稳使得民怨鼎沸，到最后文帝都放弃了抵抗，允许大臣和宗室私自铸钱，在其封地内使用，吴楚七国之乱时，势力最雄厚的吴王刘濞，就是靠着盐铁私营和私铸货币获得了巨大的军费开支。
为了制止私自铸币，汉武帝先开始推行白鹿币，就是以皇家上林苑特有的白鹿皮为指定货币，一皮值钱四十万，规定全国都要使用，不得用其他货币交易。没了铸钱特权的商人们怨声载道，而且汉武帝也有点过了，白鹿皮定价过高又没有小额货币流通，百姓交易很难找换，也引起了民间的反对，就连深受百姓称赞的清官颜异都公然反对汉武帝的货币政策，结果又是被张汤给定了个大罪处死了。
颜异被处死后，商人们也只能禁声了，加上汉武帝后期也改制了白鹿币，实行上林三官五铢钱，随着外部局势的稳定，国内的经济也开始安稳了下来，这也让商人集团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任由汉武帝抽空他们的骨血了。在币制改革之后，汉武帝继续将手伸向了商人的口袋里，颁布了算缗令，缗就是用来穿钱的绳子，算缗就是要征收财产税。
汉武帝规定商人财产中每两千钱为一缗，征收12钱，税率比文景时期多了4%，而手工业作坊主和金属冶炼者等小工业人士，则四千钱为一缗，同样征收12钱，税率为3%，由于商人比较有钱，所以算缗令主要针对的还是商人、高利贷这类暴利行业。而且张汤还建议汉武帝实行告缗令，就是鼓励告发那些不如实报告财产的人，一经确实就重罚，财产一半充公，一半归告密者。
也就靠着对商人的剥削，汉武帝终于完成了对豪门的打击和保障了国家收入，此后汉武帝文治武功皆成，而一大批商人就成了国家发展的基石，被汉武帝踩着一步步地往上爬。
总结：汉武帝多次对外征战，以金钱收买四方势力，导致了财政紧张，虽然他通过了私营官化的手段来收拢财富，可这是牺牲了商人的利益而得到的，汉武帝仅仅做到了开源，却没有节流商人们在汉初各项国家政策的开放下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本来是应该回馈国家的，可毕竟商人重利，在战事吃紧、百姓流离失所时还死抠死抠的人不在少数，汉武帝用强硬的手段把他们的财富和敛财途径收归国有也无可厚非。可是汉武帝却没有从根本解决内部矛盾，比如土地兼并的情况，直到王莽时期还存在着，百姓依旧贫困，没有从国家改制中获得什么利益。
至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到后期也濒临崩溃，汉昭帝刘弗陵时期就因盐铁问题而受到了猛烈抨击，汉元帝时期更是在官营和私营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一会私营、一会官营，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可以说汉武帝通过取财于商的办法，完成了自己的大业，可对于后续各项工作却没有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再加上汉武帝为人奢侈过度，到其晚年，国家财政又循环到了刚开始执政时那样内外交困的样子，匈奴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这就是汉武帝个人的短视所造成的了。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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