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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滔滔在北宋历史上真实形象如何？
宋元祐八年（1093年）秋，已经临朝执政八年之久的太皇太后高氏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临终前，她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吕大防、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范纯仁等执政重臣召入大内，隔着帘子嘱咐他们说：“吾将不起矣，待吾死以后，官家（指其孙、哲宗赵煦）必不会用相公等旧臣。你们应有自知之明，主动告退，腾出相位，好让官家启用他人，这样也免得遭受祸端。”吕大防、范纯仁等惶恐哀伤，只得俯首称诺。
数天后，高太皇太后驾崩于东京皇宫，年六十二。哲宗追谥祖母为“宣仁圣烈皇后”，与祖父英宗赵曙合葬于永厚陵，后世也因此以宣仁太后作为她的主要称谓。这，就是本文将要叙述的主人公：高滔滔。宋天圣十年（1032年），宋保顺军节度使、洮州刺史、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继勋位于东京的府邸中又有孙辈降生——他的第三子高遵甫诞育了一个女儿。高家是一个大家族，也是顶级将门世家，高继勋是当年澶渊之盟时护卫真宗皇帝渡河亲临澶州前线的渤海郡公、忠武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之子，少年时就随父从军，出征入卫，历事三朝，多有夙夜功劳。高家因而得保厚禄皇恩，子孙繁衍、枝叶茂盛。
而这个小小的女婴诞生后，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厚爱，只不过按照家族旧例，获取自己那一份待遇，在父亲高遵甫和母亲曹氏的抚养下，逐渐成长，并起了个“滔滔”的小名，日子过得平平常常，仅此而已。
景祐元年（1034年），垂帘执政十年之久的章献皇太后刘氏（真宗皇后、仁宗嫡母）去世。一年后，仁宗赵祯借口皇后郭氏无子且善妒，废黜了章献皇太后在世时所青睐的郭氏，作为向嫡母的小小报复。然后在这一年九月立之前奉诏入宫的开国名臣——中书令、济阳武惠王曹彬的孙女、十八岁的曹氏为新皇后。曹皇后，就是高滔滔的亲姨母。
仁宗赵祯此时久久未有皇子，同时也没有同胞兄弟，而其堂兄—知大宗正寺、宁江军节度使赵允让却有十多个儿子。为了有个“多子多福”的好兆头，仁宗在景祐二年（1035年）将赵允让四岁的第十三子接入皇宫，赐名赵宗实，并交给曹皇后抚养，以求能够给皇室带来诞育子嗣的“福气”。
赵宗实之父赵允让是真宗的弟弟商王赵元份第三子，当年也是被前几个儿子都早夭的伯父真宗赵恒以皇子礼仪接入宫中抚养，直到仁宗出生后才以箫韶部乐送还商王府邸。所以仁宗也想按照父亲的做法，接堂侄进宫抚养，从而为皇室带来诞育子嗣的好兆头。
赵宗实入宫后不久，曹皇后怕他孤单，也将自己的外甥女高滔滔接到宫内居住，让两个小孩子时常在一起玩耍、读书，可以说这两个同岁的小孩儿自幼就有了青梅竹马的感情。宝元二年（1039年），赵宗实入宫四年后，仁宗的第三子赵昕出生，这让仁宗喜不自禁，认为自己后继有人。同时，完成了“招弟”任务的赵宗实也如同他父亲赵允让当年一样，被仁宗用隆重礼仪送回其父赵允让府上。
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三岁的赵昕不幸早夭，仁宗再一次失去了儿子，之后也再没有生出皇子（皇女倒是生了十多个），大宋皇室面临着绝嗣危险。而曾经的仁宗养子赵宗实，因为有过被接入宫中作为皇子生活过四年的经历，再一次成为皇储的最有力人选，之后的日子里受到仁宗和曹皇后的重视、逐渐开始关注和培养他。
庆历七年（1047年）正月，赵宗实已经年满十五，按制度将要举行婚礼，以宣示成人之礼。仁宗对于这个养子的婚姻大事很是上心，在朝臣勋戚中物色合适的适龄女孩，作为赵宗实的正妻。而曾经抚养过赵宗实四年的曹皇后秉承着“亲上加亲”的原则，向仁宗大力推荐自己的姨外甥女高滔滔，请求仁宗为两个人赐婚。
仁宗认为高滔滔是开国功臣高琼的曾孙女，又是另一位开国功臣曹彬的曾外孙女，家世显赫，门第相当，而两人自幼就认识并曾经在一起共同生活过几年时间，感情深厚，可以作为赵宗实的良配，于是在这一年三月正式赐婚，将高滔滔嫁给了赵宗实，并加封京兆郡君，同时赐其大名为“高正仪”（为了方便起见，之后还是称其为高滔滔。）对于这一桩天作之合，当时朝野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赞誉。就这样，时年十五岁的高滔滔自此便走上了历史舞台。
嘉祐七年（1062）八月初四，仁宗在久久不能诞育皇子的无奈情形下，只得正式立赵宗实为皇子，按照皇子改名的规矩赐其名为赵曙，由此确立了大宋皇统所在。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五十四岁的仁宗驾崩于东京皇宫。四月初一，皇子赵曙在诸臣的拥戴下继位，即大宋第五代皇帝宋英宗。英宗即位后，于四月二十九册立正妻京兆郡君高滔滔为皇后。在英宗在位的四年里，作为皇后的高滔滔并没有过多地出现在臣民的眼前，而是身居后宫，主持大内庶务，奉养已经是皇太后了的姨母、仁宗曹皇后。由于高滔滔和英宗感情和睦、而英宗也很是敬畏皇后，所以登基前后的英宗没有其他妃嫔，四子四女都是高滔滔所出。
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患病，久治方才痊愈，但是身边缺少服侍照料的宫人。曹太后觉得这样不是个办法，于是命宫中女官偷偷向外甥女皇后进言：
“官家已经登基继位很久，都没有晋封妃嫔。现在身体刚刚痊愈，也需要人侍候，怎么可以身边没有合适的人照顾呢？”
高滔滔自十五岁嫁给英宗，就一直独享丈夫的宠爱，从来没有和其他女子分享过，心性自然骄纵，于是毫不客气地对姨母派来的女官回复说：
“请上禀娘娘，新妇只嫁给过十三团练，不曾嫁得什么官家！”
曹太后碰了个钉子，此后再也不提给英宗纳妃之事。不过除了这件事，其他方面高滔滔倒是没有什么顶撞慢待曹太后的事情，姨甥之间相处倒也比较融洽。
治平三年（1066年）十一月，英宗再次患病，并迅速转危，御医多方诊治也没有效果。高皇后为了给皇帝“冲喜”，这才按照曹太后的意见，给英宗选纳了三个妃子，不过这对英宗的病情无济于事。十二月，英宗立长子赵顼为皇太子，以稳定社稷。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英宗在大内福宁殿驾崩，年三十六。皇太子赵顼继位，即大宋第六代皇帝宋神宗。神宗登基后尊奉祖母曹氏为太皇太后，母亲高氏为皇太后、立太子妃向氏为皇后。这一年，高滔滔三十六岁。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启用“负天下人望二十年”的改革派大臣，翰林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主持开展变法，以求“消除冗靡、富国强兵”。这就是著名的“熙宁变法”。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等变法派先后制定了“青苗、均输、免役、保甲、将兵”等法，并改革了科举制度，打破了自宋初之际延续百年的旧制度，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也触犯了诸多旧官僚贵戚的切身利益，导致变法遭到激烈抵制和反对。朝堂也因此分裂为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
而后宫之中，曹太皇太后及高太后、向皇后因各自的外戚家族属于被触犯利益的一方，所以都倾向于旧党方面，在熙宁变法的新旧党交锋中，凭借祖母、母亲、妻子的身份，对年轻的神宗持续施加压力，导致本来意志就不是很坚定的神宗时常出现畏缩情绪，大大影响了变法的执行。神宗曾经无奈地对王安石说：
“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变法其害，两宫不安、再三劝慰，以至泣下。言近来京师乱起，皆由此至，而失人心矣。”
王安石毫不动摇，继续鼓励神宗，并断言后宫这么多的中伤反对意见，一定是向氏（神宗皇后家族）、曹氏（太皇太后家族）的人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撺掇皇后、太皇太后向皇帝告状、并从中捣鬼。不过王安石并没有点高氏（皇太后家族）的名，这似乎可以说明虽然皇太后反对变法，但是却没有纵容自己的娘家人从中谋取利益，或者跟在后面起哄，这表明高太后对于家族的约束和管制是得力的，这也是她日后获得朝野好评的原因之一。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曹太皇太后和高太后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都是变法所带来的结果为由，再度向神宗哭诉“变法百害、王安石乱政”。神宗也因为天下大旱而一筹莫展、满面愁容，对变法产生了怀疑，思想开始犹豫不决。当年，王安石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被迫离开了变法第一线。虽然后来王安石曾复相，不过神宗从稳固皇权、消除不稳因素出发，意志动摇，再也不轻易做出无条件支持变法派大臣的举动，熙宁变法遭受重挫。
元丰二年（1079年）冬，曹太皇太后驾崩，后宫中便以高太后为尊。高太后除了在大内颐养天年之外，就是以母后之尊向儿子神宗施加压力，反对已经摇摇欲坠的变法大业，以恢复祖宗旧制为己任。
但是除了反对变法之外，高太后其他方面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她对于权力的欲望其实一点也不强烈，英宗登基后身子孱弱、无法理政，身为皇后的高氏主动请求曹太后垂帘，以执掌朝政。神宗继位后举行变法，她也只是出于遵循祖宗旧制的本性，联通婆母、儿媳一起向儿子施压、要求废弃新法而已，此外严守皇室家法，并没有借机干涉国政，获取私利的念头。对于高氏外戚，她一贯是严格管束，不让娘家叔伯兄弟子侄们可以凭借外戚的身份获取正常待遇之外的官爵和尊崇，因此在当时口碑很佳，即使变法新党诸人，也由衷赞叹高太后的朴实平和以及谦恭自律。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神宗因变法的不顺及对西夏作战不利而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乃至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二月，病情极度恶化的神宗在弥留时立第六子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同时留下了“国事一委皇太后暂为处理”的遗诏，于三月初五在大内福宁殿驾崩。皇太子赵煦奉诏登基，成为大宋第七代皇帝——宋哲宗。五十四岁的皇太后高滔滔也升级成为太皇太后，按照儿子的遗诏，替九岁的孙子哲宗赵煦代为处理国政，开始了她为期八年的临朝称制历程。高太皇太后垂帘后，代孙子哲宗行使执政权、名正言顺地掌握了大宋朝堂最高权力。她出于恢复祖宗旧制的目的，垂帘伊始就将变法派大臣吕惠卿、章惇、蔡确等统统罢去，起用反对变法的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等守旧派大臣，用司马光“以母改子”说法，将神宗和王安石等人所推行的新法全部罢弃不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朝堂的对立，也将变法时所获得的一些来之不不易的成就消耗殆尽。北宋末年愈演愈烈的党争，也从高太皇太后执政开始变得愈发恶劣，从意见之争变成赤裸裸地打击报复，直至另一方彻底倒台为止。因为这一时期哲宗的年号叫元祐，所以由高太皇太后主持朝政、恢复旧制的这段时间，就叫做“元祐更化”。
高太皇太后为人其实非常自律，廉洁节俭、朴实无华，对于百姓困苦相当重视，对母家外戚也不徇私情，严格管教。临朝后施政清明、轻薄徭役、尽量与民休息，所以担得起贤后的美名。但是她毕竟是缺乏实际政治手腕、眼界和见识都相对短浅的后宫女子，垂帘之前也没有任何执政经验，对于复杂的政治局面和繁冗的治国政策都不是很能理解，只能以自己所看见的、所理解的去分辨事物的好恶和对错，无法辨别表面盛世下的危机。她重用守旧派大臣，从切身利益出发，维护皇室和守旧官僚集团的利益，并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旧党打击新党、废弃新法的工具和旗帜。这也是高太皇太后本人的悲哀和无奈。而在临朝执政中，高太皇太后最大失误，就是忽视了亲孙子哲宗的感受，而这个小孩，才是大宋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她在临朝的八年中，一直把持着军国大事及内外政务，没有给孙子留下哪怕象征性的朝堂发言权，即使哲宗年满十七时，依旧没有撤帘归政。而高太皇太后所倚重的守旧派大臣们则习惯于听命高太皇太后，在朝堂之上议事时，根据礼数大臣应面对哲宗；然而，大臣都反过来面对高太皇太后，以至于背对哲宗。后来哲宗亲政，回想当年祖母垂帘的场景，还恨恨地说：
“朕只见臀背矣”。
这短短几个字，清楚地显示了祖母和孙子之间因权力分配而产生的深深隔阂。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滔滔驾崩，被压制了八年的哲宗终于得以亲政。他将变法派诸臣召回朝中，执掌朝政，重开新法。守旧派大臣则全部贬谪出外，已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则被夺谥毁碑，司马光甚至差一点被刨棺戮尸。哲宗用这种极端手段，来表示和旧党臣子的势不两立，以及报复他们当年听命于太皇太后、轻视自己的行为。
对于去世的祖母，哲宗满怀怨恨，一度想降低其身后待遇和尊谥，在嫡母向太后和生母朱太妃的劝慰下，才勉强作罢。不过自哲宗亲政起，大宋朝野中对于执政九年、颇有建树的太皇太后高氏逐渐出现了“老奸擅国”这样的贬损评价，是否出于哲宗本人的授意，就不清楚了。
数十年后，北宋因党争消耗国力过大、又囿于神宗另一个儿子徽宗赵佶的享乐无能，导致国势颓废、被新兴的北方金国所灭。徽宗唯一逃脱灭国之祸的儿子赵构逃亡南方，建立南宋。此后执掌南宋中枢的基本是旧党保守派，而他们出于党同伐异的目的，大力贬损变法派新党，重新修订更改了高太皇太后执政时期的史料记录，称当时“朝廷清明，华夏绥定”。又人为抬高了守旧派的旗帜高太皇太后地位，标榜“我朝之治，元祐为甚，母后之贤，宣仁为最”，将高滔滔奉为“女中尧舜”，大力吹捧。但是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怎么感觉在当时不受儒家欢迎呢？
荀子是孟子之后儒家代表性的人物。他对各家都有所批判，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史学界将荀子归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儒家代表人物。然而在儒家五圣、孔门十哲的行列中始终没荀子的身影，这位在史书上被称为儒家的集大成者为何遭受了如此的冷落呢？事实上荀子的思想体系和孔孟有极大不同，相反倒也法家思想有几分相似之处，而且他最著名的两名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是法家代表人物。实际上儒家思想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分野：中国传统的主流儒家是奉孔孟之道为正统的，然而荀子在推崇孔子思想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思想又有很多的质疑和对立。所以荀子实际上是儒家之中的一个另类，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偏法家的儒家代表人物。这和孔孟一派的思想就显得有些不同，也正因为如此也不太被后世的儒家弟子所认同。
荀子曾到访秦国并留下这样一段话“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秦国山川险固、民风淳朴、吏治清明。这还是后世史书中那个虎狼之秦吗？此时已是商鞅变法之后的事了，难道说奉行法治的秦国在荀子这个儒家代表人物眼中更实现了儒家眼中的教化？
荀子之所以能得出这样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就源于他在儒家内部相对特立独行的思想体系。长期以来孔孟的思想体系被视为儒家的主流思想，而荀子的思想体系几乎和他们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立论上。我们知道孔孟之道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孟子就说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然而荀子却认为：人性本恶。
荀子认为：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荀子这里的情性观与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关。然而性自命出以“情”为天的观念引出的是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的生存论调。荀子没有沿着这一个路向发展，这是因为，他认为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因而顺应他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事实上荀子和孔孟一样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孔孟认为人性本善，因此教化很容易就能深入人心；荀子却认为人性本恶，但不能任由恶行发展，所以要用教化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与此同时荀子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在荀子看来：所谓人性自律是虚无缥缈之物，构建社会体系必须依赖制度管理，从这点而言荀子思想的确有和法家契合的地方。这也就是不难解释荀子对秦国的看法了，因为在荀子看来：只要能建立一套导人向善的机制，至于用礼仪教化的手段或是刑法威慑的手段并不重要。
荀子“人性本恶”的人性观来自于他的“天道自然”的天命观。孔孟思想将天命人格化——所谓天命自我民命，就是说天命由民意体现，这对促使君主尊重民意具有积极作用。然而荀子却认为：天行有常、天道自然——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说天命只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而不会对世人格外好或者格外坏。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规律化。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之心。天是自然天，并不是神。宇宙的形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人在天命面前是无所作为的，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荀子讲圣人并希望借圣人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从而达到”以至于善“的目标。荀子认为圣人的重要作用在于他能“使天下皆出于治”，礼法并举，王霸统一。可以说荀子的思想其实以儒家为主体，同时吸取道家、法家及各家之精华，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也正是这种与众不同使其显得与各家各派都有些格格不入。
荀子一生有韩非、李斯这两个著名弟子：一个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另一个则是用法家思想构建大秦帝国的实践者。按说有这样两个举世闻名的弟子应该是荀子的骄傲，然而荀子这两个弟子都是典型的法家人物。在诸子百家之中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对立是最为尖锐的，然而身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却培养出两个举世闻名的法家弟子，这本身就体现了荀子思想中偏法家的一面。后来被视为儒家正统的孔孟之道所提倡的是一种仁爱，也就是让统治者用德行感化人民。而法家呢？却是提倡一种霸道，也就是让统治者用刑法来驾驭人民。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荀子的学生不一定要走老师的道路，但在当时门户之别是被看得很严重的。在当时儒法对立的背景下身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培养出这样两个法家弟子自然是不被儒家内部的主流群体所认可的。那么为什么培养出韩非、李斯这样两个法家子弟的荀子会被视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呢？荀子的”性恶论“不是与法家思想更为接近吗？应该说荀子思想的立论基础是接近于法家思想的，但他给出的解决之道却不同于法家：荀子终其一生都强调礼教乃是治理社会的最佳良药——与其用鞭子驱赶百姓，不如用道德教化百姓，使爱国守法、孝敬父母、夫妻和顺、朋友诚信等礼仪规范真正内化于心，所以荀子被后世认为是儒家代表人物。与此同时荀子又主张对那些不愿遵从礼教，执意作奸犯科伤害他人的人则要使用律法惩处，乃至以法行诛，这是他和法家思想相似之处。总而言之：荀子的思想介于主流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之间——相比主流的儒家思想，他看到了礼教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人性自律上的不靠谱；相比法家思想，他又不主张严刑峻法，以暴力手段治理天下。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结果。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看来：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一个国家也不能纯粹使用暴力专政的手段进行治理，实际上法治与德治是可以相辅相成的。由此可见荀子的思想在他那个年代是极为超前，也许正因为超越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解程度，所以才导致不被接受认可。
荀子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他的历史观：主流的儒家思想是主张复古的——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为复兴周礼而奋斗，其精神固然令人敬佩，也树立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精神。然而大河之水不可倒流——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类历史乃至整个生物进化历程就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过程——正所谓三代不同法，便国不法古。荀子最先意识到这点，所以他在历史观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所谓“后王”盖指“近时”之圣王或可能成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即“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他主张“法后王”，又提倡继承“先王之道”，意在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求理想的人格榜样。荀子批判以复古倒退为目的的“先王”观，指责“俗儒”们的“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杂学，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荀子的”法后王“思想打破了人们对旧时代旧制度的迷信，提倡积极的改革创新，这就和孔孟的”法先王“思想形成对立。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大环境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当时学者都能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即使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也没对荀子的地位造成太大影响。
汉武帝表面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汉代的政治是”霸王道杂之“的外儒内法型政治，这实际上就与荀子的礼法并用思想是契合的。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叫”汉承秦制而有所更张损益“：汉朝并不是像秦朝一样实行绝对的法家制度，然而所谓的”独尊儒术“其实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实际上汉朝的政治体系更接近于荀子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兼采儒家与法家之长的政治体系。汉代尽管在表面上奉孔孟为儒学正统，然而实际上汉朝也并不排斥荀子。荀子的地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下降其实是在宋朝：宋朝出现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理学。事实上宋代以后的儒家思想其实已是一种理学化的儒家思想，正是理学的诞生使孟子被推崇为亚圣。被理学树立为亚圣的孟子思想也就被理学者视为不可辩驳的真理。偏偏荀子当年就辩驳过孟子的思想，而他的礼法并用、王霸兼治思想在理学者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言论。理学的某些观点也许有一定可取之处，然而理学的思维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僵化教条的体系。儒学的理学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走向僵化保守的过程，其典型特征表现为：机械性教条性地尊崇所谓”圣人之道“，拒绝排斥一切改革创新之举。在这种形势下荀子思想自然被已高度理学化的儒家学者所排斥。荀子这个儒家的另类人物始终不能被的被封建专制时代的大部分儒家学者接受，只有零星的几个儒家学者会对他进行赞扬，但就如在平静的湖面扔了一颗石子了，虽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无力改变全局。 直到近现代随着人们逐渐打破思想禁锢才开始重新研究荀子的思想，荀子这位被正统儒家冷落的人物开始渐渐被人们接受，人们发现我们现代的一些治国理政思想、经济运行思想是与荀子思想有契合的，至此荀子的地位才开始渐渐上升。
基金100026和100027是一样的吗？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基金（高风险，波动幅度较大，适合较激进的投资者）分为前端申购（基金代码100026）和后端申购（基金代码100027），前端申购，意思即在申购时支付申购费用，而赎回时再支付赎回费用；后端申购，意思即在申购时不收手续费，只在赎回时收取手续费（一般选择后端申购，赎回费率明显高于前端申购）。
邮政货币基金？
邮政银行的货币基金有如下： 中欧趋势 ，长信金利趋势 ，富国天益 ，富国天合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光大优势 ，国投瑞银核心基金，国投瑞银创新基金，华安创新，华安宝利配置基金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 ，金元比联宝石动力保本，天弘精选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基金，万家180指数基金，万家和谐增长 ，东方龙基金 ，东方精选 ，东方金账簿货币基金 ，富国天利，华安中国A股，华富竞争力，华富成长趋势，银河银联稳健，银河银联收益，南方高增长，南方绩优，友邦华泰，友邦盛世 ，友邦华泰，友邦华泰积极成长 ，嘉实策略增长 ，嘉实优质，金鹰优选，南方积极配置基金 ，南方成份精选基金 ，易方达策略成长，易方达50，益民红利成长，益民创新优势，银华核心价值优选 ，银华－道琼斯88，国泰金龙行业精选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 ，招商优质成长，招商安泰平衡 ，招商股票基金等等。 货币基金是聚集社会闲散资金，由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托管人保管资金的一种开放式基金，专门投向风险小的货币市场工具，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开放式基金，具有高安全性、高流动性、稳定收益性，具有“准储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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