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风起云涌的时代,如果你打开财经新闻，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比亚迪的名字，它要么是销量榜上的霸主，要么是股价曲线上的那条红线，当我们谈论比亚迪时，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王传福”，没错，作为掌舵人，王传福的灵魂作用毋庸置疑，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喜欢深挖企业肌理的财经观察者，你会发现，真正支撑起这座庞大商业帝国日常运转、将那些疯狂的技术构想落地的，是一群被称为“比亚迪执行副总裁”的人。
汽车圈有一条重磅消息引起了我的深思：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廉玉波，卸任了执行副总裁一职，转而担任首席科学家，这一看似简单的人事变动，实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信号，它不仅仅关乎一个人的职业路径，更关乎比亚迪这家公司未来的战略重心转移，我想撇开枯燥的财务报表，用更生活化的视角，和大家聊聊“比亚迪执行副总裁”这个职位背后的故事，以及廉玉波的转身对我们投资者和普通消费者意味着什么。
不穿西装的“大佬”：比亚迪执行副总裁的独特画像
在传统的金融圈或者外企大厂,提到“执行副总裁”这个头衔，你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可能是：西装革履、出入CBD高档写字楼、手里端着星巴克咖啡、嘴里蹦着各种英文缩写，但在比亚迪，画风完全不同。
我曾经有机会去深圳坪山的比亚迪总部探访,那里不像是一个典型的跨国企业总部，反倒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生机勃勃的工厂，在那里，你很难分辨谁是普通工程师，谁是高管，因为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们，很多都是“技术出身”，他们更愿意穿工装，甚至愿意直接下到车间去拧螺丝。
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一个观点：在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不是一个“行政官”，而是一个“超级产品经理”加“工头”。
廉玉波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1964年出生，2004年加入比亚迪之前，已经在上汽和同济汽车干了很久，加入比亚迪后，他几乎是王传福在汽车领域的“影子”，王传福说“我们要造车”，廉玉波就负责把车造出来，这二十年来，他不仅是执行副总裁，更是汽车工程研究院的院长。
这就好比一个装修队,王传福是那个画图纸、谈大战略的包工头，而廉玉波就是那个拿着瓦刀、盯着泥水工干活、确保每一块瓷砖都贴得严丝合缝的大工长，在比亚迪早期的“至暗时刻”，当燃油车卖不动、电动车没人信的时候，是这批执行副总裁带着团队睡在实验室里，硬是把产业链给啃下来的。
“鱼池”里的秘密：垂直整合背后的推手
要理解比亚迪执行副总裁的含金量,我们必须得聊聊一个具体的商业逻辑：垂直整合。
这听起来是个很生僻的词,但我给你举个生活中的例子你就懂了。
假设你要请客吃一顿大餐,普通的做法是去超市买肉、买菜、买调料，然后回家自己做，这叫“采购模式”，大多数车企都是这么干的：发动机买博世的，变速箱买采埃孚，电池买宁德时代，自己只负责组装。
但比亚迪的做法是：它自己养猪、自己种菜、自己造酱油、自己打铁做锅铲，最后连盛菜的盘子都是自己烧的，这叫“垂直整合”。
这种模式在早期被很多华尔街分析师嘲笑,说这是“闭门造车”，是不专业的表现，作为比亚迪执行副总裁的廉玉波，却是这一策略最坚定的执行者。
我看过一个关于比亚迪早期的访谈,讲的是王传福和廉玉波在工厂里有一个巨大的“鱼池”，这鱼池不是为了养鱼观赏，而是为了冷却模具，在那个年代，买不起国外昂贵的顶级模具，廉玉波就带着团队自己造，为了验证模具的精度和冷却效果，他们搞出了这个独特的鱼池系统。
这个故事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它说明了什么？说明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们，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工程师执念”，他们不相信钱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们只相信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最安全。
我的个人观点是：廉玉波作为执行副总裁的最大功绩，不是某一款具体的爆款车，而是他帮比亚迪建立了一套极度恐怖的成本控制体系和供应链护城河。
这就是为什么在2022年,当电池原材料价格暴涨，其他车企叫苦连天、被迫涨价的时候，比亚迪却能从容应对，甚至发动“价格战”，因为它的电池是廉玉波的团队造的，它的半导体是自己的，它的甚至连座椅海绵都是自己生产的，执行副总裁在这个层面上，充当了“成本守门人”的角色。
从“造好车”到“造聪明的车”：卸任背后的深意
让我们回到开头提到的新闻：廉玉波卸任执行副总裁。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廉总是不是要退休了？”或者“是不是内部斗争？”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比亚迪的写作者，我认为这种解读太肤浅了，在财经世界里，高管的变动往往预示着公司战略航向的调整。
廉玉波并没有离开比亚迪,他只是换了个赛道——首席科学家，这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比亚迪的下半场，拼的不是“制造”，而是“科技”。
过去二十年,比亚迪执行副总裁的核心任务是解决“有没有”和“贵不贵”的问题，电池能不能做出来？车能不能跑起来？成本能不能降下去？这些问题，廉玉波已经完美解决了，现在的比亚迪，已经是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制造工艺已经炉火纯青。
汽车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功能机”到“智能机”的跨越。
想象一下,五年前你买车，看重的是发动机动力、变速箱平不顺、内饰皮料软不软，但现在，特别是年轻人买车，问的是什么？是“智驾能不能上高速？”“车机语音交互是不是像真人？”“能不能在车里打游戏？”
这正是比亚迪的焦虑所在,也是王传福的焦虑所在，比亚迪的三电技术（电池、电机、电控）天下无敌，但在智能化、自动驾驶、AI大模型这些领域，它面临着华为、小鹏等强力对手的挑战。
廉玉波的转身,实际上是王传福在告诉外界：我们的“制造”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的执行副总裁们，需要去攻克的碉堡是“AI”和“芯片”。
廉玉波作为首席科学家,可以不再被繁琐的行政事务、生产管理、供应链谈判所纠缠，他可以像乔布斯身边的沃兹尼亚克一样，带着最顶尖的工程师，去死磕下一代电池技术、去研究固态电池、去搞智能驾驶的底层算法。
我认为，这是一次极高明的人事布局。 它让最懂技术的人回归技术，让管理回归职业经理人，这标志着比亚迪正在从一个“制造业巨头”蜕变为一个“科技巨头”。
另一位执行副总裁的侧写：出海的“急先锋”
除了廉玉波,比亚迪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执行副总裁——李柯，她是比亚迪的“管家婆”，也是负责海外市场的关键人物。
如果说廉玉波代表的是比亚迪“硬核技术”的一面，那么李柯代表的就是比亚迪“资本与全球化”的一面。
我有一个在欧洲留学的朋友,去年圣诞节在巴黎街头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照片里，一辆红色的比亚迪Atto 3（元PLUS）正停在埃菲尔铁塔下的路边，旁边停着一辆奔驰和一辆奥迪，朋友说：“以前在欧洲街头看到中国车那是稀罕事，现在比亚迪满大街都是。”
这背后,就是李柯作为执行副总裁的功劳。
出海,不仅仅是把船运出去那么简单，它涉及到复杂的汇率对冲、当地法律法规的适应、经销商网络的搭建，甚至是地缘政治的风险管理，李柯作为CFO出身的执行副总裁，她用金融家的敏锐嗅觉，帮比亚迪规避了很多风险。
比如在汇率波动剧烈的时候,如何保证海外利润不被吞噬？在面对欧盟反补贴调查的时候，如何从财务和法务角度去应对？这些都是执行副总裁级别的“隐形战争”。
我想发表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个人观点：比亚迪之所以能成功出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把“执行副总裁”当成一个虚职，而是赋予了他们实打实的权力和责任。 很多中国车企出海失败，往往是因为派出去的人只是总部的“传声筒”，没有决策权，而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在海外就是“封疆大吏”。
对投资者的启示：别只盯着销量，要看“人”
写了这么多,作为财经专业写作者，我想给关注比亚迪股票的朋友们一点建议。
当我们分析一家公司时,我们太容易沉迷于市盈率（PE）、市净率（PB）、月度销量数据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这些很重要，像“执行副总裁”这样的人事变动，往往比上个月的销量多卖了两千台更重要。
廉玉波的卸任,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比亚迪的逻辑变了。
如果你还把比亚迪仅仅当成一个“造车的”，那你可能会低估它的未来风险，因为造车已经变成红海，利润率会越来越薄，但如果你把比亚迪看作是一个正在转型为“AI+能源”的科技集团，那么你对它的估值逻辑就要重写。
这就好比,如果你在2007年苹果推出iPhone之前，一直把它当成一家电脑公司看，你就会觉得它股价高得离谱，但当你意识到它是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时，你会发现它才刚刚开始。
我的判断是：比亚迪正在经历这样的“iPhone时刻”。 廉玉波去搞研发了，意味着比亚迪接下来可能会有颠覆性的“黑科技”出炉，也许是更牛的自动驾驶，也许是彻底改变能源格局的储能技术。
平凡人的不平凡奋斗
我想跳出财经的视角,用更感性的语言结束这篇文章。
我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那些光鲜亮丽的CEO,他们像是天生的明星，但像比亚迪执行副总裁这样的人物，他们更像是我们身边那些默默努力的“学霸”或者“技术大拿”。
廉玉波,一个干了半辈子机械工程的老人，在比亚迪最穷的时候没走，在比亚迪最富的时候选择退居幕后去搞科研，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由于热爱，所以坚持。”
比亚迪执行副总裁这个职位的变迁,其实就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从最初的“模仿”、“跟随”，到中间的“垂直整合”、“苦练内功”，再到现在的“技术输出”、“定义未来”。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比亚迪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依然有人愿意为了一个螺丝钉、一块电池的精度，耗费二十年的光阴。 这种笨拙的坚持，恰恰是最聪明的智慧。
下次当你在路上看到一辆比亚迪,无论是几万块的元，还是百万级的仰望，请记得，这不仅仅是一辆车，它是像廉玉波这样的“执行副总裁”们，用无数个不眠之夜，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工业之花，而对于投资者而言，看懂了这群人，也就看懂了中国资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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