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股价,大唐电信要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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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兴遭到美国制裁之际,国内另一家电信企业也面临生死危机,那便是连续两年亏损超过十亿元的大唐电信。由于两年亏损,大唐电信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昔日中国通信业“大佬”走向没落,令人不胜嘘唏。而且,大唐电信2017年财报透露的动向,也未能看到起死回生的希望,能否继续留在资本市场仍是个未知数。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半导体产业战略规划和企业战略咨询报告》就大唐电信2017年报进行了深入解读。
看点一、营收一落千丈,2017年已缩水至高峰期的一半
从近十年财报数据可以明显看出,2015年以来,大唐电信业绩开始大幅下滑。到2017年,大唐电信营业收入为43.48亿元,同比下滑39.86%。这一数据已接近2010年的水平,仅有2015年营收最高点的一半左右。
图表1:2008-2017年大唐电信营收收入及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分行业来看,集成电路设计、终端设计、软件与应用和移动互联网业务营收均较上年明显缩水,同比跌幅均超过27%。其中,移动互联网营收为1.70亿元,降幅最大,为61.37%;集成电路设计营收11.48亿元,降幅也有近50%。
图表2:2016-2017年大唐电信营收分行业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看点二、营收过山车,源于3G的快速衰落
大唐电信营收如同过山车,普遍认为是来自3G的收入可持续性减弱。作为参与过3G通信标准的制订的龙头企业,大唐电信曾对其拥有的专利寄予厚望,预期未来十余年将带来丰收专利费收入。但现在看来,大唐电信押宝的3G,并未带来预期的回报,反而浪费了整个集团的主要资源和精兵强将。
这是因为大唐电信参与制定的是TD-SCDMA制式的3G网络标准,尽管属于三大3G国际标准之一,但国内仅有中国移动一家采用,导致大唐电信对于3G标准研发的投入能否收回成本乃至盈利,与中国移动的3G发展密切相关。
然而,众所周知,无论是3G,还是TD-SCDMA,在我国商用都不顺利且时间较短。其中,3G通信商用比欧美等国晚了近5年,因此在5年后便被4G通信取代;TD-SCDMA的网络相比其他两种3G制式的网络,传输速度是劣势,因此中国移动早早抛弃3G布局4G。到2017年,全国TD-SCDMA制式网络已基本退完,仅有新疆等少数省份、自治区保留着部分大唐电信研发的3G网络。
3G的衰落,令大唐电信自2009年开始,与3G有关的业务营业成本不断攀升,而营业收入不断递减。2012年后,大唐电信不再单独公布行业应用与通信服务类业务,终端类业务也变为终端设计。同时,2012年后,终端设计版块毛利率不断下滑。2017年,终端设计营收为16.20亿元,同比下滑37.75%,毛利率仅有4.74%。
图表3:2012-2017年大唐电信终端设计业务毛利率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看点三、亏损幅度不断加大,两年亏损总额超过44亿元
2014年,中国移动开始转向4G网络建设,致使大唐电信营收进一步承压,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2015年,大唐电信净利润仅剩下0.28亿元,销售净利率则跌至0.52%,随后两年即开始出现大额亏损。2016年,大唐电信净亏损高达17.76亿元,2017年再度扩大至26.49亿元,两年亏损总额超过44亿元。
图表4:2008-2017年大唐电信净利润及净利率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对于亏损原因,大唐电信的解释集中在两点。第一,是在移动终端芯片领域投入了大量经费,而收入暂无法覆盖前期投入。事实上,大唐电信在研发投入比重一直较高,2014-2017年,研发投入总额占营收比重均超过10%。2017年,大唐电信研发投入合计6.34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达到14.58%。
图表5:2008-2017年大唐电信研发投入总额及占营收比重(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第二,行业竞争激烈。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大唐电信继续推进转型升级,放弃低毛利业务,受此影响营收出现下滑,致使毛利总额不能支持其实现盈利,未能实现扭亏。
看点四、芯片业务成为发展重心,但技术水平较弱
近年来,大唐电信的业务正逐渐把资源聚焦在集成电路,特别是芯片领域。2014年,以旗下大唐半导体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为标志,大唐电信开始整合旗下芯片产业。2016 年,大唐电信提出“集成电路+”的产业布局,对集成电路设计板块子公司适当引进新业务和内部整合。
目前,大唐电信集成电路涵盖可信识别芯片、汽车电子芯片、融合通信芯片、移动通信芯片等方向。可信识别芯片业务面向公安、社保、金融、城市管理、交通等行业客户提供二代身份证芯片和模块、社保卡芯片和模块、金融支付芯片、指纹传感器和指纹算法芯片、读卡器芯片、终端安全芯片等。汽车电子芯片业务主要从事车灯调节器、驱动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的研发和销售;融合通信芯片业务面向无人机市场、汽车后装市场、工业控制市场等方向,为行业客户提供终端芯片、通信模组及解决方案。
图表6:大唐电信集成电路设计产品列表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根据大唐电信发展战略,未来其他业务板块,也将转化为围绕集成电路业务的拓展和应用。但2017年,集成电路设计业务营收比重只有26.52%,显然要担起大唐电信的营收重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图表7:2017年大唐电信营业收入分行业占比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而且,大唐电信的芯片技术水平处于比较弱的水平,产品主要以中低端为主,市场表现并不乐观。2017年,除了融合通信芯片和智慧城市外,其他产品表现不佳,缺乏新增长点。具体来说,在金融 IC 卡芯片与国内竞争对手相比仍有差距,可信识别芯片仍在培育中,汽车电子芯片的新产品规划和研发尚未到位,移动终端芯片领域竞争激烈。
图表8:2017年大唐电信主要产品产销量情况(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看点五、资产总额减少近三分之一,资产负债率逼近100%
2017年,大唐电信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业务转型,退出部分毛利低、占用资金大的业务,优化公司资产。与资产规模最大的时候相比,2017年,大唐电信资产总额降低了近三分之一,但资产负债率并非下滑,反而出现上升,2017年已达到99.52%。
图表9:大唐电信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情况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表10:2008-2017年大唐电信资产总额及资产负债率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目前来看,大唐电信的资产优化情况并不乐观,资产负债率高居不下,将为其未来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看点六、2018年以扭亏为盈为目标,但开局并不理想
对于2018 年,大唐电信表示,将继续坚持结构调整的“加减乘除法”,以扭亏为盈为目标,进一步降本控费,压缩人员规模;存续业务需进一步强化市场引领,深耕行业市场,构建系列根据地市场;对于与公司产业关联度弱、盈利能力下降的业务积极寻求转型退出。 然而,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糟糕,大唐电信想扭亏为盈的难度很大。财报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大唐电信营收为5.65亿,同比下滑63.56%;净亏损1.53亿,同比降幅达16.96%。;资产负债率为101.44%,已资不抵债。总体来看,大唐电信前景不甚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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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信是央企么?
大唐电信不是央企。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控股的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于1998年在北京注册成立,同年10月,“大唐电信”股票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为什么中国移动的股价比中国联通和电信高?
股价的高低不仅与股票所代表的公司有关,还与总股数有关。
在做出结论之前先来看看三者的比较吧。
1)在假设估值相等的情况(市盈率相等)下:从总股数来看,中国移动的总股数是最低的,但是其资产和营业额都是电信和联通的好几倍。那么自然,股价更高,因为每一股中国移动代表了更多的股东权益。
2)从市盈率看,中国移动的市盈率是最低的,但是市净率是三者中较高与中国联通相近;所以说,在估值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综上,中国移动的股价高的主要原因是股本相对少。
中国电信上市深股通还是沪股通?
中国电信发行股票后在上海交易所上市,当前该股票还没有获得沪股通资格
连日本人都跑到福建去电信诈骗?
“徐玉玉案”背后:福建电信"诈骗之乡"少年以骗不到钱为耻!
头号嫌犯陈文辉的父亲提及儿子犯错,痛哭流泪。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摄
“诈骗在他们眼中,成了一种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所以出现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诈骗。”
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发生后,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安溪被称为“诈骗之乡”。高峰时期,每天从这里发出的诈骗短信多达数百万条。
近年来,当地政府对电信诈骗持续打击,一些安溪人转移至外地重操旧业。此次徐玉玉案,6名嫌犯便是在江西实施。
何以安溪的电信诈骗屡禁不绝?多位受访人士认为,是一些人的价值观出现问题。诈骗者对自身诈骗行为道德要求普遍较低,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谋略。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
“诈骗在他们眼中,成了一种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所以出现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诈骗。”这位警察说。
“诈骗之乡”
8月19日,山东省临沂市高考录取新生徐玉玉被犯罪嫌疑人以发放助学金名义,通过电信诈骗骗走9900元。案发后,徐玉玉在报案回家途中晕倒,出现心脏骤停,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公安部通报的嫌犯信息显示,徐玉玉案共涉6名嫌犯。
6名犯罪嫌疑人中,有5名来自福建。
唯一的非福建人是19岁的熊超。公安部公布的信息显示,他的户籍地在重庆丰都。但媒体实地探访后发现,熊超两岁时便跟随父亲到了福建,并一直生活到现在。
5名福建人,有3名来自安溪县,另两人来自永春县,安溪县和永春县相邻。
安溪位于福建的东南沿海,隶属泉州市管辖,是典型的山区,境内山多地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安溪漫山遍野都是茶园,当地最著名的特产是“铁观音”,安溪人更愿意称自己为“中国茶都”。
因为徐玉玉案发,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挖出。至少在十多年前,该县便被媒体称为“诈骗之乡”。据2004年《瞭望周刊》报道:安溪是我国手机短信诈骗的“大本营”,设在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经是“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
电信诈骗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源于台湾,因此又被称为“台湾式诈骗”。在台湾警方打击下,本世纪初开始向大陆转移,福建成为首选之地。媒体报道称:2003年前后,部分福建藉团伙成员在掌握诈骗套路后另起炉灶,以家族关系为纽带,使电信诈骗犯罪迅速本土化。
其后,电信诈骗的手法不断翻新。安溪一位知情者介绍,像此次徐玉玉案,6名嫌犯所采用的手法已经是比较“低级”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发放补贴是几年前的诈骗手法,现在最新的招术是假冒博彩网站诈骗。
今年3月,广东破获了一起假冒博彩网站诈骗案,涉案金额达1.4亿,日均万余人被骗。警方证实,该团伙11个股东全部来自福建安溪长坑乡,其中多人有诈骗前科。
一位村民从魁斗乡司法所旁经过,司法所墙壁上有打击电信诈骗的标语。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摄
90后骗90后
6名嫌犯的照片公布之后,人们发现,这是一张张几乎和受害者徐玉玉同样稚嫩的面孔。
他们年纪最大的35岁,最小的19岁——只比徐玉玉大1岁。他们中间,“90后”就有3人。有媒体因此评论说:90后骗90后,“相煎”何急!
头号嫌犯是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陈文辉,他今年年底才满22岁。一位认识陈文辉的当地人说,陈文辉牵头与同村的陈福地一起,组织了这个诈骗团伙。团伙成员除了几名同乡还有一位工友---一起打工时结识的熊超。
这几位嫌犯有着几乎同样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他们出身贫寒,不爱学习,未及成年便出门打工,然后早早的结婚生子。
陈文辉的家建在安溪县白濑乡的一个山坡上,一幢3层红砖楼房,这幢房子10多年前便已开建,现在看起来仍未完工。
陈文辉一位亲属告诉记者,陈初中没毕业便辍学,后来跟人外出打工。还不满22岁,陈文辉已是两个男孩的父亲,大儿子两岁,小儿子几个月前刚刚出生。
最后自首的嫌疑人郑贤聪与陈文辉的经历相似。他家住在永春县达埔镇达山村,一栋二层楼房,房子同样没有完工,浇灌楼顶的木头支柱至今还未撤掉。郑贤聪家中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电器,除了一台冰箱外,就剩下一台锈迹斑斑的落地电扇。
在村民印象中,郑贤聪不爱说话,吃不了苦,老想着赚大钱。一位村民回忆,郑贤聪甚至连小学都没毕业,他最多读到小学三四年级。郑早婚,生下了3个孩子,但后来不知何故,妻子与之离婚。
团伙中的另一嫌疑人郑金锋与郑贤聪在一个村,郑金锋的条件要更差一些。“他其实现在都没有房子住的,住在大哥家里,因为以前的老房子实在太破了。”一位村民说。
郑金锋有一儿一女,在儿子5个月大的时候,郑金锋的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他。
6名嫌犯中,年纪最大的黄进春状况最为糟糕。和团伙里其他早婚的“小伙伴”相比,今年35岁的黄进春至今没有成家,家中还是二三十年前建的土坯房。
2013年,黄因使用信用卡透支了5万多元,被银行诉至法院。其后,黄被法院列入强制执行名单,但因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程序终结。
头号嫌犯陈文辉简陋的家。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摄
曾经的影子
几乎从徐玉玉案一开始,安溪人陈俊(化名)便注意到这条新闻。他从6名嫌犯身上看见了自己曾经的影子:家庭困难、初中辍学、打工没挣到钱,然而铤而走险,加入电信诈骗。
今年29岁的陈俊曾是一个诈骗团伙的小头目,他和堂哥、表哥、表弟等4人一起组建了这个诈骗团伙,他们先是创办了一个高仿的证券公司网站,并在网站上登出“证券权威专家理财,提供股票预测”等信息,帮助受害者推荐股票。
“10个人中间,总有一两个人推荐的股票是涨的”,陈俊说。骗得受害者信任后,他们会以加入会员需要缴纳会员费、入股资金的名义,骗取对方钱财。不长时间,这个团队便进账30多万,直至警察破门而入。
和陈文辉一样,陈俊也出身在贫寒之家,他的童年记忆里,度日的艰辛伴随着父母无休止的争吵。
陈俊记得自己七八岁时,便开始在村中的私人鞭炮厂打零工。小孩子可以帮助插引线,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左右。每天,陈俊能够完成1万只鞭炮,他可获得5元钱的报酬。
初中一年级,陈俊辍学。他进到了一家服装厂,主要工作是“踩商标”——衣服好了之后,将商标打上去。这个工序是通过脚上的机器完成,踩一次就完成一枚商标。这个动作,陈俊每天要重复至少一万次,“时间长了,屁股被磨得生疼”。
几年的打工生涯,陈俊没有挣到什么钱,当时铁观音的价钱不错,陈俊就回到家中帮助做茶叶。
后来,铁观音价格一路下跌,从最高三五百元一斤,跌到几十块钱一斤。陈俊觉得做茶没有出路,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赚钱。他说,一例反诈骗的新闻让他“灵机一动”,很快通过网上联系到了一位专门从事电信诈骗的“老板”,陈俊的网上诈骗之路由此开启。
安溪县政法系统一位人士介绍,当地从事诈骗的人具有年龄低、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条件差等特点。
今年4月,安溪成立反诈骗中心,这样的组织在县城并不多见。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摄
扭曲的“诈骗观”
原泉州市政协委员,福建志立律师事务所主任魏正介绍,近几年,特别是打击电话诈骗行动以来,安溪本地诈骗基本遏止,但一个新的趋势是,安溪部分犯罪嫌疑人转移到外地甚至越南缅甸进行犯罪活动,逃避打击。
安溪县反诈骗中心研判打击室负责人王梓斌承认,近年来的打击确实压缩了当地电信诈骗犯罪空间,现在电信诈骗都往外地转移。比如徐玉玉案,犯罪嫌疑人作案窝点在江西。
在泉州市公安局系统工作超过15年的警官李青全(化名)认为,安溪当地电信诈骗屡禁不绝,甚至转移到外地作案,根本原因就是犯罪的土壤还在,是人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李青全说,一些诈骗者把诈骗当作一种职业,谋生的出路。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骗。他们的圈子里有一种说法,“以诈骗不到钱为耻”。
曾经有过诈骗经历的陈俊就认为:“我感觉它比去偷去抢还是轻很多”;而另一个当地村民认为,诈骗自古有之,两军对垒时常用,是一种谋略,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也仅是“骗骗人而已”。
“很多骗子认为,我又没偷又没抢,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把钱给我的,我有什么罪?”安溪政法系统一位人士分析,诈骗者如此自我消解,在他们心中,罪恶感不似常人那般严重。
“即使诈骗被抓,他们也不会觉得很丢脸”,一位安溪人说,但如果是偷、抢,大家就会指指点点。
一位有过诈骗经历的安溪人认可这种说法。他说,诈骗者首要的目的是钱,一开始会很害怕,但当得手之后,这种感觉很快会烟消云散。
“就像很多人考试作弊一样,作弊的过程中会很担心,但一旦得手,就不会再有类似的感觉,反而会有些暗暗得意。”他说。
时评人西坡认为,应该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探讨“犯罪之乡”的形成。良好的公共治理要求政府对犯罪集中的现象及时发现、严厉打击、严密防范。而在打击犯罪之外,如何修复变坏的地方社会才是更深层也更艰难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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