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关于“造富”的黄金年代
回望2009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长在每个人的手上,短视频的概念甚至还没萌芽,大家还在为了《阿凡达》的视觉震撼而彻夜排队,就在那一年的10月30日,创业板正式开板,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一群“明星企业”,而在这一众弄潮儿中,最耀眼、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被冠以“中国影视第一股”光环的——华谊兄弟。
当华谊兄弟上市的那一刻,不仅仅是一家公司敲响了钟声,更像是整个中国电影行业吹响了向资本进军的集结号,那时候的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金钱与梦想混合的甜味,作为一名在财经圈摸爬滚打多年的观察者,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那种近乎狂热的情绪:如果你不聊聊华谊兄弟,不聊聊创业板,你似乎就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我想跳出那些枯燥的财务报表,用一种更贴近生活、更人性化的视角,和大家聊聊华谊兄弟上市这十几年来的风风雨雨,这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兴衰史,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欲望、关于泡沫、关于梦想与现实博弈的真实写照。
那个秋天,电影人突然有了“财富密码”
把时钟拨回到2009年的深秋,那时候的华谊兄弟,手握冯小刚这张王牌,坐拥半个娱乐圈的明星股东,当它宣布在创业板上市时,整个娱乐圈和财经圈都沸腾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和几个做传媒的朋友在三里屯喝酒,酒过三巡,大家讨论的不是哪部电影好看,而是怎么买到华谊兄弟的原始股,或者至少在上市第一天冲进去捞一把,那种感觉,就像是你身边一个平时一起吃路边摊的穷哥们儿,突然中了彩票头奖,而且他还告诉你,这钱赚得轻而易举。
华谊兄弟上市,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奇迹——明星资本化,以前,演员、导演靠片酬过日子;上市后,他们靠股价增值实现财富自由,黄晓明、李冰冰、任泉这些名字,不再仅仅出现在娱乐版头条,更出现在了财经新闻的富豪榜上。
这里我想插入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
我有个邻居张姐,是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追剧和逛超市,在华谊兄弟上市前后,她突然跑来问我什么是“市盈率”,什么是“原始股”,她告诉我,她特别看好冯小刚,觉得“只要冯小刚拍电影,华谊兄弟就能赚钱”。
张姐甚至把她准备给儿子报兴趣班的一部分钱,拿出来买了华谊兄弟的股票,她的逻辑非常朴素且具有代表性:冯小刚拍《非诚勿扰》那么火,这公司肯定错不了,那时候的华谊兄弟,在散户心中,就等于“冯小刚+明星天团”,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提款机”。
但我个人对此一直持有保留态度。 虽然我也为当时中国电影的崛起感到兴奋,但我总觉得,把艺术创作过度捆绑在资本战车上,迟早会出问题,艺术需要沉淀,需要甚至需要一点“慢”和“笨”,而资本需要的是“快”和“聪明”,当导演开始关心股价的波动,当演员开始计算对赌协议的条款,电影还能纯粹吗?那时候的这种担忧,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不幸一语成谶。
“明星股东”的双刃剑:狂欢背后的隐忧
华谊兄弟上市最成功的一步棋,无疑是绑定明星,它开创了“明星+资本”的模式,通过把明星变成股东,锁定了人才和资源,在上市初期,这简直是核武器级别的优势。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尤其是在巨大的金钱诱惑面前。
随着股价的一路飙升,明星们赚得盆满钵满,这种模式也埋下了一颗巨大的雷:高得离谱的商誉,就是华谊兄弟为了收购明星成立的小公司(比如冯小刚的东阳美拉),支付了远超实际价值的钱,这笔钱在账面上变成了资产,但如果明星不干活了,或者拍出来的电影扑街了,这笔资产就要瞬间蒸发,变成巨额亏损。
这就好比一个富二代开俱乐部,花天价请了一堆大牌DJ驻场,只要DJ来了,客人就多,生意就好,但为了留住这些DJ,富二代提前预付了十年的薪水,结果过了一两年,DJ过气了,或者不想干了,那预付的钱就全打水漂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生活实例。
大概是2015年左右,我在一个私人饭局上遇到了某位当时华谊力捧的“流量小生”,那时候他刚签了华谊的巨额对赌协议,意气风发,满口都是“IP”、“大数据”、“生态化反”,他手里拿着最新款的手机,不停地看股价软件,甚至比看剧本的时间还多。
席间有人问他:“如果这三年票房不达标怎么办?” 他轻描淡写地笑了笑,喝了一口红酒说:“那我就补钱呗,反正现在的电影市场,只要有点名气,随便拍拍都能回本。”
这种盲目自信,当时在行业内非常普遍,华谊兄弟上市带来的财富效应,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资本可以搞定一切,他们忘记了,电影终究是要靠内容说话的,观众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在我看来,华谊兄弟上市后的这一阶段,是被资本捧杀的典型。 它让公司管理层和明星们过度沉迷于资本运作的快感,而忽略了内容创作这个立身之本,当你在玩击鼓传花的游戏时,谁也不愿意相信自己会是那个接到最后一棒的人,但现实往往就是这么残酷。
贪婪的代价:当“去电影化”遇上“寒冬”
如果说上市初期的华谊兄弟是锐意进取的少年,那么上市几年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迷失方向的巨人,王中军(王中磊)兄弟俩曾经提出过“去电影化”的战略,想要转型做实景娱乐、做游戏、做投资。
这个战略听起来很宏大,要做“中国的迪士尼”,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因为电影制作风险大、来钱慢而产生的投机心理,他们想用赚快钱的方式,去复制电影带来的成功。
我想拿我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来说明这种战略转型的风险。
我有个老同学叫大刘,是个装修公司的老板,2016年左右,华谊兄弟在苏州、海口等地大举建设“电影世界”,大刘觉得这是个巨大的商机,于是抵押了房子,贷款几百万,带着队伍去华谊在某个项目的工地上接活。
那时候,大刘每次跟我喝酒都说:“跟着华谊干没错!这可是大品牌,以后这里就是中国的好莱坞,游客肯定爆满,我们做配套的也能跟着吃肉。”
结果呢?电影世界建好了,但并没有多少游客,因为华谊这几年没有持续产出像《非诚勿扰》那样有生命力的IP,光靠几座空荡荡的建筑和蜡像,谁愿意花几百块钱去买门票?
到了2018年,崔永元的一纸“阴阳合同”爆料,直接引爆了娱乐圈的地雷,华谊兄弟股价应声暴跌,资金链瞬间紧张,大刘的工程款结不下来了,为了还贷,他不得不卖掉了房子,老婆也跟他闹离婚。
大刘的遭遇,只是华谊兄弟盲目扩张背后无数个 collateral damage(附带伤害)中的一个。我认为,华谊兄弟上市后的最大败笔,就是在这个“快”字上。 它太急于兑现电影IP的商业价值,急于在资本市场上讲更宏大的故事,却忘记了地基打得有多深,楼才能盖得多高。
当行业寒冬来临,再加上疫情的致命一击,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去电影化”战略,变成了一个笑话,没有优质内容的持续输血,实景娱乐就是无源之水;没有资本市场的输血,高杠杆的扩张就是空中楼阁。
英雄迟暮:我们该如何面对华谊兄弟的今天?
现在的华谊兄弟,早已不复当年之勇,股价跌去了九成以上,甚至一度面临退市的风险,王中军为了保住公司,卖掉了自己珍藏的字画、房产,冯小刚也赔了数亿元给华谊兄弟。
看到这些新闻,我心里其实挺复杂的,这是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任何不尊重市场、盲目膨胀的行为终将受到惩罚;但另一方面,作为见证了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一员,看到这样一个曾经的巨头落得如此田地,难免有些唏嘘。
前两天,我又碰到了那个买华谊股票的张姐。
她在超市门口正在抢购打折的鸡蛋,我走过去跟她打招呼,问她:“华谊的股票还在拿着吗?” 张姐愣了一下,苦笑着说:“早割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啊,我就信得过手里的鸡蛋,那是实实在在的。”
张姐的转变,其实就是中国散户投资者成长的一个缩影,大家不再迷信“明星股”、“概念股”,而是更看重真金白银的业绩和分红,华谊兄弟的衰落,给所有股民上了一堂昂贵的风险教育课。
我个人对华谊兄弟的未来,持一种谨慎的悲观态度,但也保留一丝敬意。
悲观在于,现在的电影市场格局已经变了,光线传媒凭借动画电影和青春片站稳了脚跟,博纳影业凭借主旋律大片回归A股,再加上爱优腾这些流媒体平台的崛起,华谊兄弟曾经引以为傲的发行渠道和明星资源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华谊兄弟已经很久没有拿得出手的爆款了。
但我保留敬意,是因为在面临巨额亏损和债务危机时,王氏兄弟没有选择直接跑路或者申请破产清算,而是在努力卖画、卖房还债,试图保住上市公司的地位,这种“老派”企业家的责任感,在当今的商界,虽然显得有些悲情,但也值得尊重。
上市不是终点,而是修行的开始
华谊兄弟上市这十几年,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剧情片,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上市,从来不是企业的终点,甚至不是成功的标志,它只是一场更残酷修行的开始。
在资本的放大镜下,企业的每一个毛孔都被看得清清楚楚,你的贪婪、你的浮躁、你的管理漏洞,都会被放大无数倍,然后反馈在股价上,反馈在报表上。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华谊兄弟的故事也是一个极好的生活教材。 第一,不要盲目崇拜光环,无论是明星股东,还是行业巨头,光环背后往往藏着巨大的风险。 第二,脚踏实地永远比仰望星空更重要,华谊兄弟想做迪士尼的梦想没有错,但它错在想一步登天,忘记了内容创作才是那个“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 第三,敬畏市场,无论你曾经多么辉煌,市场永远可以随时把你打回原形。
现在的华谊兄弟,依然在挣扎求生,它能不能像《阿甘正传》里那样跑出困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它还能拍出真正打动人心的好电影,只要它还能找回对电影艺术的敬畏之心,那么它就还有一线生机。
毕竟,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谁也没有永远的顺风顺水。华谊兄弟上市带来的喧嚣已经散去,留给我们的,应该是一份关于理性、关于长期主义的冷静思考。
希望未来的中国电影界,能少一些资本的狂欢,多一些对剧本的打磨;少一些对赌的焦虑,多一些创作的从容,这或许才是华谊兄弟起起落落这十几年,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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