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关于“造富”的黄金年代
回望2009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长在每个人的手上，短视频的概念甚至还没萌芽，大家还在为了《阿凡达》的视觉震撼而彻夜排队，就在那一年的10月30日，创业板正式开板，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一群“明星企业”，而在这一众弄潮儿中，最耀眼、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被冠以“中国影视第一股”光环的——华谊兄弟。
当华谊兄弟上市的那一刻，不仅仅是一家公司敲响了钟声，更像是整个中国电影行业吹响了向资本进军的集结号，那时候的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金钱与梦想混合的甜味，作为一名在财经圈摸爬滚打多年的观察者，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那种近乎狂热的情绪：如果你不聊聊华谊兄弟，不聊聊创业板,你似乎就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我想跳出那些枯燥的财务报表，用一种更贴近生活、更人性化的视角，和大家聊聊华谊兄弟上市这十几年来的风风雨雨，这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兴衰史，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欲望、关于泡沫、关于梦想与现实博弈的真实写照。
那个秋天，电影人突然有了“财富密码”
把时钟拨回到2009年的深秋，那时候的华谊兄弟，手握冯小刚这张王牌，坐拥半个娱乐圈的明星股东，当它宣布在创业板上市时,整个娱乐圈和财经圈都沸腾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和几个做传媒的朋友在三里屯喝酒，酒过三巡，大家讨论的不是哪部电影好看，而是怎么买到华谊兄弟的原始股，或者至少在上市第一天冲进去捞一把，那种感觉，就像是你身边一个平时一起吃路边摊的穷哥们儿，突然中了彩票头奖，而且他还告诉你,这钱赚得轻而易举。
华谊兄弟上市，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奇迹——明星资本化，以前，演员、导演靠片酬过日子；上市后，他们靠股价增值实现财富自由，黄晓明、李冰冰、任泉这些名字，不再仅仅出现在娱乐版头条,更出现在了财经新闻的富豪榜上。
这里我想插入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
我有个邻居张姐，是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追剧和逛超市，在华谊兄弟上市前后，她突然跑来问我什么是“市盈率”，什么是“原始股”，她告诉我，她特别看好冯小刚，觉得“只要冯小刚拍电影，华谊兄弟就能赚钱”。
张姐甚至把她准备给儿子报兴趣班的一部分钱，拿出来买了华谊兄弟的股票，她的逻辑非常朴素且具有代表性：冯小刚拍《非诚勿扰》那么火，这公司肯定错不了，那时候的华谊兄弟，在散户心中，就等于“冯小刚+明星天团”，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提款机”。
但我个人对此一直持有保留态度。 虽然我也为当时中国电影的崛起感到兴奋，但我总觉得，把艺术创作过度捆绑在资本战车上，迟早会出问题，艺术需要沉淀，需要甚至需要一点“慢”和“笨”，而资本需要的是“快”和“聪明”，当导演开始关心股价的波动，当演员开始计算对赌协议的条款，电影还能纯粹吗？那时候的这种担忧，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不幸一语成谶。
“明星股东”的双刃剑：狂欢背后的隐忧
华谊兄弟上市最成功的一步棋，无疑是绑定明星，它开创了“明星+资本”的模式，通过把明星变成股东，锁定了人才和资源，在上市初期,这简直是核武器级别的优势。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尤其是在巨大的金钱诱惑面前。
随着股价的一路飙升，明星们赚得盆满钵满，这种模式也埋下了一颗巨大的雷：高得离谱的商誉，就是华谊兄弟为了收购明星成立的小公司（比如冯小刚的东阳美拉），支付了远超实际价值的钱，这笔钱在账面上变成了资产，但如果明星不干活了，或者拍出来的电影扑街了，这笔资产就要瞬间蒸发,变成巨额亏损。
这就好比一个富二代开俱乐部，花天价请了一堆大牌DJ驻场，只要DJ来了，客人就多，生意就好，但为了留住这些DJ，富二代提前预付了十年的薪水，结果过了一两年，DJ过气了，或者不想干了,那预付的钱就全打水漂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生活实例。
大概是2015年左右，我在一个私人饭局上遇到了某位当时华谊力捧的“流量小生”，那时候他刚签了华谊的巨额对赌协议，意气风发，满口都是“IP”、“大数据”、“生态化反”，他手里拿着最新款的手机，不停地看股价软件,甚至比看剧本的时间还多。
席间有人问他：“如果这三年票房不达标怎么办？” 他轻描淡写地笑了笑，喝了一口红酒说：“那我就补钱呗，反正现在的电影市场，只要有点名气，随便拍拍都能回本。”
这种盲目自信，当时在行业内非常普遍，华谊兄弟上市带来的财富效应，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资本可以搞定一切，他们忘记了，电影终究是要靠内容说话的,观众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在我看来，华谊兄弟上市后的这一阶段，是被资本捧杀的典型。 它让公司管理层和明星们过度沉迷于资本运作的快感，而忽略了内容创作这个立身之本，当你在玩击鼓传花的游戏时，谁也不愿意相信自己会是那个接到最后一棒的人,但现实往往就是这么残酷。
贪婪的代价：当“去电影化”遇上“寒冬”
如果说上市初期的华谊兄弟是锐意进取的少年，那么上市几年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迷失方向的巨人，王中军（王中磊）兄弟俩曾经提出过“去电影化”的战略，想要转型做实景娱乐、做游戏、做投资。
这个战略听起来很宏大，要做“中国的迪士尼”，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因为电影制作风险大、来钱慢而产生的投机心理，他们想用赚快钱的方式,去复制电影带来的成功。
我想拿我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来说明这种战略转型的风险。
我有个老同学叫大刘，是个装修公司的老板，2016年左右，华谊兄弟在苏州、海口等地大举建设“电影世界”，大刘觉得这是个巨大的商机，于是抵押了房子，贷款几百万,带着队伍去华谊在某个项目的工地上接活。
那时候，大刘每次跟我喝酒都说：“跟着华谊干没错！这可是大品牌，以后这里就是中国的好莱坞，游客肯定爆满，我们做配套的也能跟着吃肉。”
结果呢？电影世界建好了，但并没有多少游客，因为华谊这几年没有持续产出像《非诚勿扰》那样有生命力的IP，光靠几座空荡荡的建筑和蜡像,谁愿意花几百块钱去买门票？
到了2018年，崔永元的一纸“阴阳合同”爆料，直接引爆了娱乐圈的地雷，华谊兄弟股价应声暴跌，资金链瞬间紧张，大刘的工程款结不下来了，为了还贷，他不得不卖掉了房子,老婆也跟他闹离婚。
大刘的遭遇，只是华谊兄弟盲目扩张背后无数个 collateral damage（附带伤害）中的一个。我认为，华谊兄弟上市后的最大败笔，就是在这个“快”字上。 它太急于兑现电影IP的商业价值，急于在资本市场上讲更宏大的故事，却忘记了地基打得有多深,楼才能盖得多高。
当行业寒冬来临，再加上疫情的致命一击，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去电影化”战略，变成了一个笑话，没有优质内容的持续输血，实景娱乐就是无源之水；没有资本市场的输血,高杠杆的扩张就是空中楼阁。
英雄迟暮：我们该如何面对华谊兄弟的今天？
现在的华谊兄弟，早已不复当年之勇，股价跌去了九成以上，甚至一度面临退市的风险，王中军为了保住公司，卖掉了自己珍藏的字画、房产,冯小刚也赔了数亿元给华谊兄弟。
看到这些新闻，我心里其实挺复杂的，这是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任何不尊重市场、盲目膨胀的行为终将受到惩罚；但另一方面，作为见证了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一员，看到这样一个曾经的巨头落得如此田地,难免有些唏嘘。
前两天，我又碰到了那个买华谊股票的张姐。
她在超市门口正在抢购打折的鸡蛋，我走过去跟她打招呼，问她：“华谊的股票还在拿着吗？” 张姐愣了一下，苦笑着说：“早割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啊，我就信得过手里的鸡蛋，那是实实在在的。”
张姐的转变，其实就是中国散户投资者成长的一个缩影，大家不再迷信“明星股”、“概念股”，而是更看重真金白银的业绩和分红，华谊兄弟的衰落,给所有股民上了一堂昂贵的风险教育课。
我个人对华谊兄弟的未来，持一种谨慎的悲观态度，但也保留一丝敬意。
悲观在于，现在的电影市场格局已经变了，光线传媒凭借动画电影和青春片站稳了脚跟，博纳影业凭借主旋律大片回归A股，再加上爱优腾这些流媒体平台的崛起，华谊兄弟曾经引以为傲的发行渠道和明星资源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华谊兄弟已经很久没有拿得出手的爆款了。
但我保留敬意，是因为在面临巨额亏损和债务危机时，王氏兄弟没有选择直接跑路或者申请破产清算，而是在努力卖画、卖房还债，试图保住上市公司的地位，这种“老派”企业家的责任感，在当今的商界，虽然显得有些悲情,但也值得尊重。
上市不是终点，而是修行的开始
华谊兄弟上市这十几年，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剧情片，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上市，从来不是企业的终点，甚至不是成功的标志，它只是一场更残酷修行的开始。
在资本的放大镜下，企业的每一个毛孔都被看得清清楚楚，你的贪婪、你的浮躁、你的管理漏洞，都会被放大无数倍，然后反馈在股价上,反馈在报表上。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华谊兄弟的故事也是一个极好的生活教材。 第一，不要盲目崇拜光环，无论是明星股东，还是行业巨头，光环背后往往藏着巨大的风险。 第二，脚踏实地永远比仰望星空更重要，华谊兄弟想做迪士尼的梦想没有错，但它错在想一步登天，忘记了内容创作才是那个“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 第三，敬畏市场，无论你曾经多么辉煌,市场永远可以随时把你打回原形。
现在的华谊兄弟，依然在挣扎求生，它能不能像《阿甘正传》里那样跑出困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它还能拍出真正打动人心的好电影，只要它还能找回对电影艺术的敬畏之心,那么它就还有一线生机。
毕竟，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谁也没有永远的顺风顺水。华谊兄弟上市带来的喧嚣已经散去，留给我们的，应该是一份关于理性、关于长期主义的冷静思考。
希望未来的中国电影界，能少一些资本的狂欢，多一些对剧本的打磨；少一些对赌的焦虑，多一些创作的从容，这或许才是华谊兄弟起起落落这十几年,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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